胡琏回忆兵败双堆集:现在那里该是一片沃土啊,下面躺着多少人呐
双堆集,就是皖北平原上一个挺普通的小村子,住着差不多一百户人家。1948年快到12月那会儿,国共两边的军队,加起来四十多万人,在这儿打了整整23天的恶仗。那场面,真是打得天昏地暗,惨得让人心里头直颤。
最后,咱们中原和华东的野战军合力,把兵力集中起来,虽然付出了3万多战士的生命,但还是成功地把黄维兵团的12万人给全部消灭了,里头有4万多敌人直接被打死了。
凤凰卫视拍《淮海战役全记录》这部片子时,真的很走运,他们找到了好多当年真正打过这场仗的老兵,还有一些老兵的后代也接受了采访。
原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回想起那段岁月:
战斗打完后,当地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打扫战场,规定埋一个战士就给5斤高粱,埋一匹马就给24斤高粱。第九纵队攻打的那个张围子村,其实挺小的,但周边的老百姓因为帮忙掩埋,从政府那儿领到了上万斤的高粱。
1948年冬天那会儿,中原和华东的野战军一块儿,在双堆集跟国民党最厉害的机械化部队干上了,就是那支黄维带的第12兵团。
18军,以前可是国军里的五大狠角色之一,也是黄维12兵团里的顶梁柱。从土地革命那会儿,一直到解放战争,他们跟咱们军队打过好多回,基本上每次不是赢就是打个平手,从没吃过败仗。
所以,当12兵团在双堆集被中原野战军的7个部队团团围住时,兵团的头儿黄维,一开始并没咋慌张。
他自以为是地想,这支部队超强的打仗能力,肯定能撑到李延年部队从北边来帮忙。到时候,两个部队汇合一块儿,不管是摆脱困境还是打回去,都没问题。
《淮海战役的故事》这本书,是傅继俊写的。他聊起1978年去见黄维的事儿,是这样说的:
黄维讲,我那十二万大军就摆在那儿,等着中野来攻。要不是华野的粟裕调了五个纵队来帮忙,中野打上俩月也拿不下。
12兵团装备的是美国式摩托车化武器,这让当时的黄维感到非常自信。
那时候,中原野战军千里迢迢挺进大别山,一番转战之后,从山里出来时,人数已经不到6万了。他们手里最好的家伙,也就那么几门从日本人那缴来的山炮。双堆集战役头几天,中野的冲锋愣是没见啥大成效,反倒是自家损失不轻,伤亡人数挺多的。
到了11月30号那天,中央军委给两路大军发了电报,指示说:
华野那边得至少调出两个纵队,当备用队伍放着,刘陈邓他们啥时候需要,就能随时用上。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粟裕马上安排了7纵、13纵和特种兵纵队出发。这次行动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带队,他们不分昼夜地赶往双堆集支援。
陈士榘带着三支纵队匆匆抵达双堆集,他随即跟总前委商量,说想让中野让出个指挥的位子,自己来领头,带着华野的兄弟们打头阵。
那时候,中原的野战军已经从三面把黄维兵团给围起来了。
东集团里头包括了陈赓带的第四纵队、秦基伟领导的第九纵队,还有豫皖苏那边的独立旅,这一大摊子事儿都是陈赓在负责指挥。
南集团包括王近山带领的6纵和陕南军区的12旅,这两个部队都由王近山直接指挥。
西集团包括杨勇带领的第一纵队和陈锡联带领的第三纵队,由陈锡联全盘负责指挥工作。
说真的,陈士榘现在已经不再担任指挥的职务了。
后来,总前委做了个决定,把华野来帮忙的三个纵队分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还是让中野的陈赓、王近山、陈锡联来带。至于陈士榘呢,他得去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帮着参谋长李达一起干活。
陈小鲁,他是陈毅的儿子,也是粟裕的女婿,这样讲述起自己的过往:
华野的参谋长陈士榘,脾气那可是出了名的火爆。一听到这样的安排,他当场就翻了脸。他说,既然没咱们啥事儿了,那咱们就走,直接往南去,拦截敌人,干李延年去。
我爸那时候是中野的第一把手的副手,同时还管着华野那边,当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他看到陈士榘在那发脾气,就猛地一拍桌子,直接跟他说,你带着部队来帮忙,主动要求打主攻,打硬仗,这本是好事。但你这闹情绪可不行,你身为参谋长,这么大的官儿了,难道还不知道军人得无条件服从命令吗?
后来啊,中野那边经过商量,决定让双堆集南面驻守的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退一步,不再负责主攻。而且呢,王近山不光让出了攻击的位置,连6纵和陕南军区第12旅的指挥大权都交给了陈士榘,让陈士榘来全盘指挥南边的所有部队。
陈士榘听从了总前委的安排,把陈锐霆的特纵一个部分划给了陈赓带领的东集团。又把周志坚的13纵分配给了陈锡联指挥的西集团。他自己带着成钧的7纵,加上中野的6纵和陕南军区的第12旅,一块儿组成了南集团。
现在的人,真的不太懂我爸他们那一代人。像他们这些老一辈,经历过战争岁月,那会儿他们之间有没有过小矛盾,拌过嘴,那肯定是有的嘛!
但这些争论说到底都是为了能让部队赢得战斗。一旦真的枪炮声响起,全国就像一盘大局,所有人都跟着指挥行动。叫你往哪儿冲,你就得往哪儿冲,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方面可不含糊。”
重新安排后,总前委把打头阵的重任交给了陈士榘带领的南集团,跟之前的作战安排不一样,那时候主攻是由陈赓负责的东集团来执行的。
在双堆集那场仗里,粟裕作为华野的代理司令员,看着战场上的情况一变再变,他就赶紧调了5个纵队过去,帮中野那边尽快打完这场仗。
两大野战军联手作战的故事传为佳话。双堆集战役一打完,陈士榘看到中野那边缺少重家伙,立马就让华野的战士们把战场上缴获的武器全给中野留下了,连一粒枪子儿都没带走。
1948年12月5号那天,解放军开始对双堆集那儿的黄维兵团进行全面攻打。在两大野战军一起努力下,黄维兵团的防守地方越来越小。过了四天,他们的南边防线被挤得只剩大王庄那么点地方,离双堆集的中心阵地连一里地都不到了。
要是咱们能成功拿下大王庄,那以后不管是去收拾尖谷堆,还是攻打双堆集,都会顺手多了。
在大王庄那地儿,两边儿的士兵打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回拉锯,场面惨烈得很。
最先冲进大王庄的是华野第七纵队的五十九团,可他们刚站稳脚跟,工事都还没来得及建,就被十八军一波接一波的反攻给逼退了。因为伤亡惨重,华野7纵的成钧司令员赶紧向中野6纵的王近山司令员求援。
现在,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兵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还剩的就是预备队里的第十六旅四十六团。这支队伍,就是王近山手头最后能派上战场的力量了。
原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左三星,他跟记者聊起了过去的事儿:
在那个特别艰难的时刻,华野7纵向中野6纵发出了请求,希望他们能早点上场作为战略预备力量。你想啊,要不是情况紧急,成钧是绝对不会向王近山开这个口的。
当兵的,荣誉那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咱们两支野战军一块儿打仗,那竞争劲儿,从领导到小兵,都跟比赛似的,谁也不想掉链子。成钧能把这请求说出来,那肯定是那时候的情况已经紧急得不能再紧急了。
大王庄的那帮敌军,跟以前碰到的真的不一样。咱们一冲进去,他们就跟割不完的韭菜似的,一拨接一拨地往上冲,死活都不肯撤退,反正就是不停地发起反冲锋。”
中野六纵的十六旅四十六团这支新加入战斗的部队,在团长唐明春的带领下,顺着其他部队之前挖好的战壕,一遍又一遍地向大王庄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开打后,唐明春瞧见对面那帮敌人,一个个跟不要命似的,跟他一样豁得出去,凶猛得很。
驻守大王庄的队伍是黄维兵团下面的第18军118师的33团,这支部队在抗战那会儿特别出名,因为打仗特别狠,大家都叫它“老虎团”。
黄维安排33团驻守在大王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这支精锐部队成为双堆集防线的坚强后盾,守住最后一道关口。
廖明哲少校,他当过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一个营长,跟记者聊天时说了这么些事儿:
他们(解放军)一次次往上冲,我们就一次次把他们打退。他们再冲,我们再退他们。白天的时候,(大王庄)归我们管,但一到晚上,就换他们来控制了。
就这么一直反复争夺,大王庄一会儿失守一会儿又夺回,来来回回,我记得总共抢了5回。那战斗场面,简直太凶残了!”
经过一整天的猛烈攻击,中野6纵成功占据了大王庄南边的多数村子。但在他们紧急加固防御工事的时候,敌人的炮兵部队突然开炮,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反扑。
原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左三星这样讲述他的回忆:他说,那时候他是那个营的教导员。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心里感慨万千。
榴弹炮砰砰砰地接连落下,我被旁边一枚炮弹的巨大冲击力震得失去了意识,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晕了过去。估摸着也就过了几分钟的样子,我迷迷糊糊听见通信员在叫我,一遍遍喊着教导员。我睁开眼一看,这阵地上的人啊,咱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就在这时候,敌人的炮又轰隆隆地袭来一波,我倒是没事,可刚才把我叫醒的那个通信员却没了。这四天里头,这已经是我的第九个通信员了,全都没能幸免。”
中野六纵的十六旅四十六团经过一番新安排,打算兵分三路,分别是左边、中间和右边,再次朝着敌人三十三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冲过去。
部队正要动手的时候,地上猛地传来轰隆隆的响声,一看之下,竟是15辆敌军的坦克,它们绕了个大圈子,悄悄摸到了中野6纵16旅46团的屁股后面,从侧面和后面开始对46团发起了猛攻。
46团1营的副营长瞅着战士们被坦克机枪一片片撂倒,心里头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转头看向教导员左三星,直接问道:咱现在咋办啊?
左三星简洁地回应了两个字:干掉,灭掉。
中野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的战士们,硬是用他们的身体,靠着手里的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股脑儿地把敌人最后那15辆反扑的坦克都给干掉了。
廖明哲,以前是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少校营长,他这样回忆说:
现在,两边军队都已使出了浑身解数,就看谁能多撑那么一小会儿,胜利的天平就可能倾向谁那边。
咱们33团的步兵现在全上阵了,一个不剩,接着汽车兵、联络兵、后勤兵、工程兵,就连做饭的和养马的也都抄起枪开始战斗了。
步兵没了,连输送连的兄弟们都顶上了。他们平时就是负责搬搬抬抬,运送粮食啊、弹药这些物资的。
这个输送连有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四川的老乡。他们原本是在抗战那会儿被征来当挑夫的,等抗战打赢了,部队重新编整,他们就变成了军人。不过说实话,这些人平时压根就没摸过枪。
现在手里头握着枪,嘴里头不停地跟长官嘀咕:“真是的,我这本是挑扁担的命,咋就摊上这差事了?”边说边迈开步子,紧跟着长官往前面走。哎,这仗打的,真是没法说……”
这次算是敌33团的垂死挣扎了,结果可想而知,根本没啥用。但话说回来,黄维兵团第18军的那股子战斗劲儿,还真是让中野和华野的将士们心里头暗暗佩服。
中野6纵的司令员王近山,他原本有150多人的警卫连,结果打着打着,就只剩下17个人了。
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主编傅继俊为了弄好《淮海战役史》这本书,老是往当年的战场地方跑。
在双堆集那儿,傅继俊瞅见了个挺新奇的事儿:
春天那会儿,我来到这儿,一眼就瞅见麦地了。说实话,那地里的麦子跟别处的真是不一样,长得那叫一个茂盛,高高的,壮壮的。
我旁边有个人,我问他这地上的情况,他指了指说,你瞅瞅,这儿一道横的,那儿一道竖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都是以前打仗时挖的战壕。
仗打完后,尤其是国民党那边的士兵,附近的乡亲们就把他们的遗体拖到战壕里,然后撒上石灰,简单给埋了。
我军拿下大王庄以后,守在小王庄的黄维兵团第85军的一个主力团,立马就举手投降了。他们全程看着大王庄那场激烈的战斗,心里吓得直哆嗦,彻底没了斗志,不敢再打了。
到了这一步,黄维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彻底走投无路了。
蒋介石没辙了,只能把希望全放在胡琏身上,让他这个12兵团的副司令官跑到双堆集去,指望他能带着12兵团的剩下人马突围出来。
12兵团在成立那会儿,原本胡琏是要当司令的,结果却只被给了副司令的位子。这下胡琏可不乐意了,他一生气,就借着给老妈奔丧的名义,直接回了老家,一个人躲起来“悲伤”,其实就是自个儿在那憋气呢。
这时候,12兵团眼看就要被打垮了,没想到胡琏却在这时候站了出来。
这时候,不少人都来劝他,说:“这处境多危险啊,你干嘛非要去闯这个难关呢?”
而且吧,就算你去了战场,单靠你一人之力也绝对扭转不了战局,到头来不过就是战场上多了一具尸体,或者给共军增添一个俘虏罢了,你这又是何必呢?
胡琏确实挺有当兵的那股子劲儿,他讲,做人嘛,碰到难事儿不能躲,真到了要命关头,我绝对不会因为怕死就退缩!
过了两天,胡琏直接冲进了敌人的包围地带。
胡琏抵达台湾后,为了帮忙整理战史资料,亲手绘制了一幅双堆集战役时的简易作战图。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他回想起自己独自驾驶飞机飞入双堆集上空的那一刻。
土地有守不住的时候,关键是要依靠军队来保障安全。
这两句话的标注透露了他那时候的心情状态。
说白了,土地丢了不重要,关键是要能把队伍带出来。
2012年的时候,凤凰卫视的记者特地跑到台北去,找胡琏的孙子胡敏越聊了聊,目的就是想把战争的历史细节给弄得更加清楚。
胡敏越跟记者说起来:
那次情况确实挺紧急的。黄维在双堆集那边弄了个简单的跑道,就那种小飞机能勉强起飞降落。祖父手下有个人,叫石让齐石先生,他开着个小飞机,把胡琏给送到了双堆集。
全军的军长和师长们全都出动去迎接他,都说太好了,老军长这回可算回来了,大家的精神头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徐克杰和张世礼俩老爷子,都是双堆集战役那会儿的参与者。徐克杰呢,以前是中原野战军6纵的参谋,而张世礼,他是华东野战军13纵的一个营长。
双堆集那场大战里,徐克杰和张世礼两人,带着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起上,最后成功地把黄维和胡琏指挥的12兵团给打败了。
徐克杰聊起往事说:
胡琏在指挥上比黄维要机灵多变,打法挺活的。以前咱俩可没少跟他打交道,记得早在1946年9月那场龙凤战斗里,咱俩就跟胡琏碰过面了。
在那场战斗中,我们跟他们在大王庄这块地方陷入了你来我往的胶着状态。一会儿我们冲进去,一会儿又撤出来,撤出来没多久,又再冲进去。
胡琏带兵确实有两把刷子,战场上特别能拼。
胡琏一来,12兵团的兄弟们确实受到了鼓舞,士气涨了不少。但说实话,12兵团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光靠胡琏一个人,哪里还能改变战局呢?”
尖谷堆是双堆集南边一座挺拔的小土山,也是黄维兵团最后剩下的一块防守地方,离兵团部所在的小马庄特别近。
大王庄被攻下以后,黄维兵团里的18军剩下的人马,在尖谷堆那块地方被围了好些天,又冷又饿,日子特别难熬。
黄维兵团里头,第18军的33团有个少校营长,名叫廖明哲,他跟记者聊起了以前的事儿:
部队的食物已经耗尽了,没办法只能开始宰杀马匹。厨房那边匆匆把马肉煮得半生不熟,就赶紧送到了前线。等轮到我时,就只剩下最后两块肉疙瘩了。
我问剩下的肉哪去了,厨师说,在经过前面战壕的时候,被那些阵亡的人给拿走了。
我说,难道死了的人还会来抢你东西吃吗?
厨子说,他们全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跟没了气儿似的。但一有肉香味儿飘过来,立马就全活了,这个抢一块,那个夺一团,啃上两口又瘫回地上。你说,这不跟死人复活了一样嘛?
我们这个营,大家都饿得差不多了,哪还有力气打仗啊?
天气冷得要命,吃的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有的人就在地上挖个坑,钻进去暖和点。有的人呢,会找些高粱杆,在坑上搭个简易的顶棚。要是运气好点,能捡到降落伞,那就更好了,可以用来搭个像样点的棚子。这日子,真是过得太艰难了。
我算是挺走运的,老跟家里人说,那些大富豪其实还不如我呢。他们哪会用钱来点火取暖,或者拿钱当柴烧开水?他们做不到,但我行。
我盯着那个位置,死守一天能赚五万块。南京那边直接用飞机从天上往下扔钱。命都快没了,我要那些钞票有啥用呢?我喊了一声,让大家开箱,拿去生火暖和暖和。五万块呢,满满一大木箱,就这么扔下来了。
这个包围圈里头的情景,说实话,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就算我说了,你们也难以感同身受,那叫一个惨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就连身经百战的胡琏,一想到那会儿的场面,心里还是直打鼓,吓得不行。
胡琏的孙子胡敏越,他给记者展示了胡琏亲手写的东西:
两边军队打得火热,生死就在一眨眼功夫。三百步外根本来不及帮忙。
胡琏到了晚年,回想起双堆集战役,便把它记录了下来。从那些文字里,能明显感觉到,那时候的战斗形势真是急到了极点,已经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张世礼,他以前在华东野战军13纵当过营长。他跟我们聊起过那段经历:
1948年12月15日那天下午,咱们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块儿动手,对黄维兵团发动了全面的大进攻。
两大主力部队把全部的大炮都集中了起来,从下午4点半就开始猛轰,炮火那叫一个猛烈,跟打雷似的,把黄维兵团的前线阵地炸得稀巴烂。一直狂轰滥炸到5点半,然后6点钟的时候,战士们就开始冲锋攻击了。
到了晚上7点,黄维兵团因为子弹打光,粮食也没了,彻底垮了。黄维赶紧让各个部队砸坏大炮等重家伙,丢掉通讯设备,还抛下受伤的士兵,然后分头逃跑,说白了就是大家各自顾自己逃命去了。
黄维兵团里头,第18军的33团有个少校营长,叫廖明哲,他跟记者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那六百来人的营,突围时只剩下几十个兄弟了。最后,我们硬是从解放军的一个个阵地闯了过去,安全冲了出来。算上我自己,最后活着出来的,也就十二个人。
兵团头头黄维、副头头胡琏,还有85军的头儿吴绍周,他们仨分别跳进坦克里。在11师和战车队伍的保护下,他们从双堆集的西边找了个空子,猛地冲了出去。
胡琏开着坦克冲在最前头,路上碰到一座浮桥,他倒是顺利开过去了,可那座浮桥却被坦克给压塌了。
黄维开着坦克,但桥过不去,只能换条路走。可这家伙真是倒霉到家,坦克半路上又坏了。没办法,他只能扔下坦克,自己两条腿跑路,混在一堆逃兵里面。最后呢,在黄沟那儿,被解放军给抓了个正着。
胡琏溜达到鲍集那块儿,碰巧撞上了李延年兵团的队伍,他们伸把手把他带到了蚌埠,他就这样意外地躲过了一劫,成了没被逮住的那个。
85军的军长吴绍周,他开着坦克紧跟在胡琏和黄维的后面。结果胡琏的坦克一不留神把浮桥给压塌了,黄维见状赶紧换了条路走。吴绍周一看这情形,干脆利落地从坦克里钻出来,跑到旁边的一座小庙,找了个地方坐下歇会儿,打算等解放军来抓他了。
1989年的时候,黄维跟美国记者聊起过这事儿,他说:
12月15号那天,我们分开逃跑,我和副司令胡琏分别上了一辆坦克车,赶紧撤离。
跑了大概四十多公里后,我的坦克突然罢工了,动不了了。这下我可没辙了,只好下车瞅瞅情况,结果一瞅,四周全是解放军,他们一下子就把我逮住了,我就这么成了俘虏。”
黄维讲起突围那会儿,先是遇到桥塌了,接着车子又出故障,他硬是跑了40里地,结果还是被抓了,这都是命啊。
可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大半夜瞎折腾,跑了整整40里地,其实一直都在原地打转。从他一开始逃跑的小马庄,到坦克坏掉的那个黄沟,直线距离也就两公里远。
黄维到了老年时期,才晓得当年被抓的那地儿有个名儿叫“黄沟”,他一下子乐了,连着说了好几遍:
看来是这样,没错了,名字跟地名撞了,黄维掉到黄沟里啦!
胡琏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县眷村那座带花园的官邸里度过。他走后,家里人还维持着他书房的老样子,一点没变。
胡琏的孙子胡敏越,跟特意跑到台湾来采访的记者说:
胡琏到了晚年,就爱往书房里钻。他在那儿忙着写东西,一会儿写战史,一会儿又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写的那些内容,说白了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讲军事的,另一类就是讲他自己故事的自传。
有空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玩拆字游戏,常常会找张纸,拿起笔就写“双堆集”里的“堆”和“集”这两个字。
“堆”这个字,你瞅瞅它右边,是不是有个“隹”字?再瞅瞅“集”这个字,它上面也有个“隹”。他把这两个“隹”写到纸上,就说了,“两个”咱就管它叫“双”,“双”呢,又是“双堆集”这个名字里的头一个字。所以,“双双”就是这么来的。
按照这分解出来的意思,黄维本不该被抓住,他和黄维理应一起回到南京才对。
他老来时常提起,心里头其实挺嫉妒黄维的。黄维能自由自在地到他以前上过战场的地儿溜达,随便瞅瞅。
但他没法去,想想现在的双堆集,那地方肯定肥沃得很,地下埋了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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